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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回顾
引言
婚姻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和谁结婚，需要经过仔细考虑。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一直对这种行为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建立一段关系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方面。婚姻也引起了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兴趣，因为它与个人采取的其他重要行动密切相关。有些人认为婚姻就像一份保险，因为它提供了对健康状况不佳、经济不稳定和越轨行为的保护。结婚和维持婚姻的决定与其他选择高度相关，比如生几个孩子，是否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等等。近几十年来人口趋势和人口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关系形成和破裂的时间和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晚婚，非婚同居更多了，离婚也更多了。与婚姻相关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非婚出生婴儿的比例也大幅上升。鉴于这些变化，对婚姻及其相关行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变得更加重要。
本文回顾了有关婚姻行为的理论和实证模型。
婚姻的经济因素
人们选择结婚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伴侣的陪伴、抚养孩子的意愿，以及与共同财产相关的法律保护。结婚后有哪些好处？一种机制是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专业化。例如，如果丈夫在劳动力方面有比较优势，如果妻子擅长家庭工作（如抚养孩子），而丈夫专注于市场工作，夫妻可能会受益。这种专业化可以使每个人更有效地完成这些任务，为家庭带来更大的产出。也有研究发现，已婚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赚得更多。婚姻的好处还包括扩大信贷、风险共担以及共享集体产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考虑经济因素会影响结婚的决定和婚姻的其他方面。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讨论了贫穷如何阻碍工人阶级的婚姻。利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技术研究个人结婚的原因、时间和对象通常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趋势。David Gale和Lloyd Shapley（1962）首先提出了婚姻匹配模型。贝克尔（Gary Becker）的著作“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and II”将Tjalling Koopmans和Martin Beckman（1957）匹配模型和竞争市场模型结合起来，成为标准的经济学方法。
贝克尔的框架是一个家庭生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家庭成员将时间和资源分配到市场和家庭工作中，目的是生产出他们从中获得效用的商品。基本的婚姻模型的前提是，一对潜在的夫妻比较他们结婚后得到的效用和各自单身时得到的综合效用。婚姻市场的参与者只有在他们结婚时获得的效用（基于他们在家庭产出中的份额）超过他们单身时获得的效用时才会结婚。已婚夫妇的综合效用与单身时的效用之和之间的差异就是婚姻的收益。例如，已婚男性因为能够专门从事市场工作而获得的更高工资。
利用这一框架，贝克尔推导出婚姻市场的产出或效用与市场参与者数量之间的市场关系，即标准供求分析中的价格和数量。他认为，如果同样数量的男人和女人希望结婚，且选择结婚的人得到的效用至少和他们选择不结婚的人得到的效用一样大时，这个市场就会出现均衡。贝克尔能够利用这个模型推导出，男性和女性相对可获得性的变化如何影响结婚人数以及婚姻收益的分配（即谁拥有市场力量）。
婚姻市场中，男女在智力、种族、教育和宗教等特征上存在差异，每个人都在婚姻市场中确定了与他在婚姻中可能享有正收益的一组人。然后通过选择最好的伴侣来寻求最大限度地分享婚姻利益。在一个竞争的框架下，婚姻市场保证了所有婚姻的收益总和最大化，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可能不会与提供他最高效用的伙伴配对。更确切地说，所有个体的最佳配对在某种意义上产生的结果是，没有结婚的人不可能通过结婚来使一方生活得更好而不使另一方生活得更糟。
贝克尔用这个模型推导出婚姻市场中排序的含义。
正型婚配(Positive assortative mating)是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结婚的倾向。贝克尔的匹配模型预测，人们应该根据互补特征正型婚配，因为这些特征在家庭商品的生产消费中相互加强。例如，具有相似教育水平、宗教偏好、智力和年龄的人可能对某些消费活动有相似的偏好。因此，夫妻双方共同参与这些活动会增加他们从婚姻中获得的好处。
负型婚配(Negative assortative mating)是指性格相反的人结婚的倾向。贝克尔的匹配模型预测，人们会在替代特征上观察到负型婚配，因为这些特征在家庭商品的生产消费中相互抵消。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人（即较高的工资）从与在家庭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人结婚中受益，以至于家庭商品的生产可能通过劳动的专业化而增加。
许多经济学家都以贝克尔的婚姻模型为基础。例如，David Lam(1988)加入家庭公共产品，扩展了贝克尔的匹配模型。贝克尔的模型假设配偶只从消费一种利用时间和市场投入生产的私人商品中获得效用。因此，婚姻带来的收益完全来自市场工作和家庭生产中的劳动专业化。通过允许效用依赖于家庭生产的公共产品，Lam允许配偶从共同消费公共产品和劳动专业化中获得收益，发现可能的抵消力量决定了正型婚配对工资的影响方向。共同公共产品消费导致了工资上的正型婚配，因为工资水平相近的配偶有着相似的消费偏好。
Michael Keeley(1977)将贝克尔的婚姻理论扩展到搜索模型，这是一个更常应用于求职过程的框架。贝克尔的模型假设家庭产品的生产及其在配偶之间的分配取决于配偶的特征。因此，Keeley认为，单身人士有动机利用资源在婚姻市场中寻找他们最合适的伴侣。潜在伴侣的适合性是由其婚姻工资来衡量的，或者是搜索者在与潜在伴侣结婚后期望获得的婚姻产出份额。只有当婚姻工资超过未来搜索的预期收入时，求婚才会被接受。
Theodore Bergstrom和Mark Bagnoli(1993)使用婚姻匹配模型来解释为什么高收入男性比低收入男性结婚更晚。该婚姻模型是两段时间的匹配，在每个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结婚还是保持单身。每个人对异性的吸引力或品质各不相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决定了这一品质。男性因其作为经济提供者的角色而受到重视，而女性则被视为家庭主妇和育儿者。男人的品质只有在他在职场工作一段时间后才会显露出来。相比之下，时间的流逝很少能显露出女人的品质。均衡是由以下简单的匹配规则决定的：每个女性都与一个期望质量相同的男性配对，这一规则导致高品质男性结婚较晚，因为他们选择等到自己的品质显露出来之后，才能与高品质女性匹配。该模型表明，高品质的女性从等待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因此，该模型预测女性会比男性更早结婚，最有魅力的女性会嫁给年纪较大的成功男性，而不那么有魅力的女性会嫁给年纪较小但不期望那么成功的男性。
婚姻的实证模型
婚姻市场影响婚姻的许多方面，包括伴侣的分配、结婚的时机和频率，以及婚姻收益的分配。要检验这些影响，需要对构成个人婚姻市场的因素进行实证定义。文献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因市场参与者的地理聚集水平以及经济和人口特征而异。
地理聚集水平是关于人们寻找潜在伴侣的地理区域大小的假设。从经验来看，在构建婚姻市场所使用的数据的准确性和婚姻市场的假设范围之间存在一种权衡。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更分散的层面上定义婚姻市场也许是合适的。然而，非聚合数据往往非常有限或不可用。
婚姻市场不是从地理上定义的，而是由配偶的质量（种族、年龄、教育和收入等）来定义的。研究人员常用的两种衡量婚姻伴侣质量的标准是劳动力市场机会和收入潜力。例如，William Wilson和Kathryn Neckerman（1986）研究了婚姻与男性经济地位和可用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据在同一年龄和种族类别中就业的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建了一个“男性适婚池指数(male marriageable pool index)”。这个指数的目的是反映某个种族的女性可以找到的好伴侣的数量。他们发现年轻群体中男性的可用数量会发生变化。Robert Wood(1995)还利用婚姻市场的收入和就业指标，研究了适婚人数的变化对结婚率变化的影响，但发现基于经济的测量方法并不能显著预测同一时期结婚率的变化。
研究人员还试图将待婚时间与现有伴侣的数量和合适程度联系起来。Daniel Lichter等（1995）发现，配偶的可用性和潜在男性伴侣的经济和就业状况显著影响待婚时间，并解释了结婚时间上的很大一部分种族差异。Michael Brien(1997)使用了婚姻市场的各种衡量标准，并发现配偶的可用性和经济因素（如失业）会影响待婚时间，居住在一个有利的婚姻市场的地区将缩短待婚时间。此外，David Loughran(1998)用一个搜索模型来检验女性的结婚时间是否与男性的工资分配有关。搜索理论预测，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婚姻搜索的预期回报就越大，因此会导致女性推迟结婚。证据表明，男性收入差距的提高是女性初婚人数大幅上升的原因。
婚姻的动态模型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婚姻状况、生育能力和劳动力供给决定是共同决定的，但很少有婚姻的经济框架明确地模拟这种相互关系。此外，这些模型大多是单周期模型，不能解释婚姻时间和间隔等动态现象。但是动态模型可以明确地模拟了一个人一生中选择的跨期演变。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Katz (1996)探讨了婚姻和非婚生育决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堕胎和有效节育是导致未婚生育人数增加的原因。堕胎和避孕使得怀孕和生育成为一种选择，因此使得婚姻不是对未婚怀孕的自动反应。虽然他们的模型不是动态的，但它通过将非婚生育的决定建模为关于性活动、节育和婚姻的一系列决定，捕捉到了非婚受孕和结婚决定的顺序性质。
Brien、Lee Lillard和Waite(1999)也探讨了婚姻和非婚受孕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婚姻、同居和非婚受孕事件之间的动态过程。作者发现那些即将结婚的夫妇对预防怀孕的警惕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即将举行婚礼，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面临意外怀孕的夫妇很快就因为这个原因“奉子成婚”。此外，非婚生育比同居更容易导致婚姻。
尽管许多研究已经阐述了婚姻和劳动力供给决策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但很少有明确地将这两个决策结合起来进行建模。Wilbert Van der Klaauw(1996)建立了一个女性婚姻和劳动力供给决策的动态结构模型。在每个时期，每个女性同时选择是否嫁给一个潜在的伴侣，以及是否参加劳动力市场。一个女人为了最大化她的终身效用而做出婚姻和劳动力供给的决定。因此，她会考虑她今天的选择对她未来的决定的影响。每个女人在每个时期享受的效用取决于她的婚姻状况、市场商品的消费和孩子的存在。
显然，个人关于婚姻和同居的决定是相互关联的。情侣在决定同居时，会考虑两种选择：
如果同居是通往婚姻的一步，那么最有可能同居的人也最有可能结婚。同居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婚姻，最有可能同居的人最不可能结婚。一些研究表明，同居在家庭组成中的作用因种族和民族而异，对一些人来说，同居是结婚的垫脚石，对另一些人来说，同居是结婚的替代品。
Brien, Lillard, and Waite (1999)假设，如果同居是求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同居的夫妻应该比同等的单身夫妻有更高的结婚概率。然而，如果同居主要是作为婚姻的替代品，那么同居的情侣结婚的可能性应该更低。他们发现同居的年轻女性在这段时间内结婚的概率会大幅上升，同居是迈向婚姻的一步。
Brien, Lillard, and Steven Stern (1999)开发并估计了一个非婚同居、结婚和离婚的经济搜索模型。他们的研究明确地模拟了一段关系中的信息收集过程。在他们的理论模型中，个体在初次见面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与潜在伴侣的匹配质量。然而，基于对匹配质量的不完全观察，代理人必须决定是否与该伴侣形成同居关系，还必须选择这段关系是正式的婚姻关系，但解除这种关系可能相对昂贵，还是一种更非正式的非婚同居关系，可能没有正式婚姻的一些好处。这一决策是基于每种关系类型的期望值和持续搜索的期望值。一旦一对情侣进入了一段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匹配的质量会变得更加清晰。随着信息的了解，个人必须决定是否解除这种关系，如果是非正式的结合，则必须决定是否将这种关系转变为正式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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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hoshana A. Grossbard-Shechtman. Marriage and the Econom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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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7 10:1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