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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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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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这是今天2016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主论坛上，专家对话环节主持人抛出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把这个宏大的问题，首先抛给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外国市长。这两位分别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和瑞典林雪平市的外国友人，显得有点无从下手。
事实上，这几年，我们给城市发展频频支招，但始终不得要领，相比较上述两位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友人在现场被问住，尴尬如出一辙。
1.

回答这个问题，具有相当大的挑战。甚至，这个问题本身成不成立首先就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你可以说，对这个问题回答可以见仁见智。
但回到问题本身，像“中国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出任何答案的，甚至无法让我们对城市发展的思考更进一步。
为什么？
因为中国城市本身是千差万别的，地位、规模、级别、地域、经济、政策、历史文化等等，这么多城市，是不是共享一个“最大问题”真的值得怀疑。
比如北上广深的焦虑，放到二线、三四线城市还成立吗？甚至放到电影《路边野餐》中的贵州凯里，会不会就是个黑色幽默？
帝都人民抱怨雾霾袭城，魔都人民感慨快节奏迷失自我，三四线的小老百姓，可能就是想多几家三甲医院，多几所好点的学校。
所以，被讨论的城市本身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还是第一次来中国、来广州的外国友人，甚至常年在中国从事城市规划的学者而言，对这个问题自然无从下手。
2.

从现场的讨论来看，互动很少，但有几个点很有意思，也值得思考。
第一，城市的问题庞杂，但首先要注意发展阶段的问题。国内不同城市存在差异，国内和国外之间同样也是。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意味着对待不同的问题也有一个先后缓急的问题。
英国布里斯托市长讲到英国的城市问题，给出的回答中包含了社区发展、伦理等问题，甚至还有肥胖问题。
这些问题，在中国城市话题的讨论中，都很难成为一个主要议题。
第二，讨论城市最大的问题，透露出一种隐忧。讨论最大问题当然可以（不见得有什么结果），但是总是有一种抓大放小的思路。
石楠教授说，一直以来，谈到城市问题，都是土地、住房、产业。这些是大问题没错，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阶段，这些问题也确实重要。但如果所有的规划和发展围绕这些大问题来转，未必有益。所以，我同意石楠教授提出的，把公共空间作为整个规划的引导和焦点，而不是土地、住房、产业。
清华大学的蓝志勇教授对比国内外城市认为，国内的城市“太硬”，不够人性化。这和多年来城市发展的思路可能不无关系。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些能够对城市经济带来直接回报的大问题身上，忽略的恰恰是城市作为人们居住、工作、活动的基本空间的功能。
所以，讨论城市的问题，本身就面临着对城市理解、对需要一个什么样城市的选择问题。
第三，讨论城市可以，但眼光不能只盯着城市。城市本身有行政区划的界线，但很多问题，是天然地跨越了行政区划的。比如环境，北京都无法躲开河北吹过来的雾霾，你怎么能指望盯着北京就能把环境治理好呢？比如交通、食品供应等等，背后可能有市场、自然的因素，这些都是会轻易地突破行政界线的。
因此，很多城市的问题，可能是要从区域上来找根子的。
3.

这次主论坛的主题是，城市治理创新：从理念到行动。
今天，我们对理念的共识，可能要远远超过行动。
所谓的城市治理理念，无非是以人为本、多元参与，这些在西方首先得到实践的理念，在今天的城市治理、城市发展的话题之下，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但行动本身的难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从理念的共识到行动的共识，需要克服的困难还要很多。
其中既可能有技术难度，也会有政策风险。比如我们现有的行政体制，或者领导的任期，或者不同部门、不同政府之间的协调，都是难题。
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城市的议题、方向？
如果我们认可以人为本、多元参与的城市治理理念，那么，政府是否有能力准确获知民众的意愿，有没有机制为不同主体表达意愿提供平台，政府有没有能力凝聚、塑造、达成共识，谋取城市治理、城市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这些管理层面的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大的挑战。
所以，中国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必定是系统性的问题，既有规划和实施层面，也有管理层面的；必定是具体的，基于每个城市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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